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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 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批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

　　中国服饰如同中国文化，是各民族互相渗透及影响而生成的。汉唐以来，尤其是近代以后，大量吸纳与融化了世界各民族外来文化的优秀结晶，才得以演化成整体的所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这正应验了美国人类学家英菲的论断：“一个文化项目是外来渗透的结果，还是自然独立发明的产物，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注重历史遗产的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那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所有文化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出现的。”要了解中国服饰那多样的款式、独特的风采、鲜明的色泽和精湛的工艺，首要的课题就应该浅知一点中华民族博大深邃的服饰文化发展轨迹，这样才能通过浏览，去开掘中华服饰文化的底蕴。
 
　　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成就，已经把服饰文化的源流，科学地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阶段。在此以前更遥远的时间，人类开始用捕猎所获的兽皮来掩盖保护身体和保暖。夏天则拣取树叶遮掩阳光免受炎热。这标志着人类刚脱离了动物境界，原始服饰出现的雏形。而山顶洞人遗存中发现的利用缝纫加工为特征的服饰文化。这时候的衣饰已不再是简单的利用自然材料，而演变成合乎人类生活需要的构造，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
 
　　我国服饰文化的历史源流，若从古典中寻找，总会将其归结于三皇五帝。如战国人所撰?吕览?和? 世本 ?记述，黄帝时“胡曹作衣”；或说：“伯余、黄帝制衣裳。”这个时代，从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对照，应该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内出土的实物有纺轮、骨针、纲坠等，又出土有纺织物的残片。我国中原甘肃出土的彩陶上的陶绘，已将上衣下裳相连的形制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来了。

　　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额定发展，在物质上又有许多物质文明的局措。从甲骨文中可见的象形文字就有桑、茧、帛等字样，可证明农业在当时的发展。又从出土的商代武器铜钺上存有雷纹的绢痕和丝织物残片等，可见那时的工艺水平的高超和精湛。殷商甲骨文中，可见王、臣、牧、奴、夷及王令等，衣冠服饰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开始打上了时代烙印，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兮、辨等威”的工具。尊卑贵贱的生产关系，促使服饰也开始形成其固有的制度。

　　周代是中国冠服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这时候，有关服饰的文字记载十分多见。青铜器铭文中，有关服饰的记载和“虎冕练里”（毛公鼎）、“女裘宝殿”（周、伯蔡文簋）等。随着等级制的产生，上下尊卑的区分，各种礼仪也应运而生。反映在服饰上，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适应了天子与庶民，甚至被沿用于商周以来的二千年封建社会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不全遵周制度。七国崛起，各自独立。其中除秦国因处西陲，与其它六国有差异外，其它六国均因各诸侯的爱好和奢侈，以及当时兴起的百家争鸣之风，在服饰上也各显风采。春申君的三千食客中的上客均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儒者的缛服长裙褒袖、方履等等。汉初服饰，与民无禁。西汉虽有天子所服第八诏令的服饰制度，但也不甚明白，大抵以四季节气而为服色之别，如春青、夏赤、秋黄、冬皂。汉代妇女的日常之服，则为上衣下裙。

　　 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北方各族入主中原，将北方民族的服饰带到了这一地区。同时，大量民族服饰文化也影响和同化了北方民族的服饰。妇女的日常衣服仍以上身着襦、衫，下身穿裙子。襦、裙也可作为礼服之内的衬衣衫。

　　 隋统一全国，重新厘定汉族的服饰制度，然而也难以摆脱其由北向南统一而带来北族服饰形制的影响。只是到了唐代帝国的建立，才以其长时间的统治，加上其强盛的国力，令其服饰制度上承历代制度，下启后世冠服制度之经道，同其社会一样，呈现出繁荣景象。唐人与西北各民族的交往频繁，各民族同唐人杂居内地的也很多，因此，唐人穿胡服的装束常会在该时代的文物中见到。隋唐时妇女的日常服饰是衫、袄、裙，多见是上身着襦、袄、衫，而下身束裙子。裙子以红色最流行，其次是紫、黄、绿色。唐代妇女的鞋子多将鞋头作凤形，尺码同男子相似。宫人侍左右者均着红棉靴，歌舞者也都着靴。妇女的日常服饰名目繁多，有如袄、衫、袍、腰巾、抹胸、裙、裤、膝裤、袜、鞋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