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末，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和“扩红”运动的展开，中国工农红军队伍迅速扩大，从作战和管理等方面服装统一的必要性也日益显现。1929年3月长汀长岭寨一战后，红四军前委为提振士气，决定赶制4000套正规的红军军装，从而使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

　　朱将军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

　　1929年3月，长岭寨一战后，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闽西重镇长汀城和周围的农村。当时长汀人口约2万人，物产丰富，富商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解放长汀后，红四军没收了10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并向资本千元以上的商人筹借军饷，共筹得5万余元。“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奋。”红四军前委决定给每位指战员4块光洋军饷。

　　同时考虑到红四军自创建以来，“军装”各式各样，相当破旧，急需更换。前委决定利用这些军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赶制4000套军装。长汀秘密工会协助红四军后勤供给部购置布匹。当时商店没有灰布，后勤供给部就与染布坊联系，帮助把布匹染成灰色，然后将个体分散的裁缝工人和一家专做军装的裁缝厂组织起来，在南门街郑屋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后来发展成为中华苏维埃被服厂）。由于时间紧，数量多，工人少，机器不够用，临时被服厂两班倒，每班8小时，日夜加班赶制，当时共有裁缝师傅20多人、缝纫机12台。军服款式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中山装式，下有两个口袋）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进行缝制，然后在军衣的领子上缝上两块红布领章、八角帽前缝上五角星。

　　由于此时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为缅怀列宁的丰功伟绩，红四军前委决定将4000套灰色军衣的红领章上都缀上黑边，表示纪念。这是红军史上唯一的红领章上缀有黑边的军装。

　　美国作家史癎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朱将军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朱德将军说：‘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在那之前，我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手工缝制的。可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色的，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定有红星的军帽。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我们来说，却真是其好无比了。’”

　　红四军干部战士穿上新军装，士气大增，在南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检阅。毛泽东曾作演讲，其中说道：“红军军服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陈毅则对军服的颜色做了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这也是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的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

　　30多年后，1965年6月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见罗瑞卿身穿新军装正在认真地记笔记，笑了起来，说：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的吧？罗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主席对我什么都了解。毛泽东笑着说，记得1929年打下长汀，收缴了一大批灰布，红四军每人做了一套灰军装，也是像今天一样的红领章红五星（帽徽），穿起来好神气，罗长子在龙岩听到了，专门跑过来，要军装穿。贺子珍对他说，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报告送你两套。毛泽东接着说，罗长子把大号军装都试了试，穿不得，又要试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啊！毛泽东幽默的话语引得陈毅哈哈大笑。陈毅接着说，罗长子真的试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试还嫌小了。

　　红四军换上新军装后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也陆续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1932年以后，各地红军着装的军服基本上趋向一致。上衣为灰色中山装；军帽是八角帽，帽徽为红布五角星；军上衣是立翻领，4个带盖加扣的明兜，领口上缀一副红布领章；下衣是有插手口袋的西装式军裤，打绑腿。但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红军军服样式虽然逐渐统一，布料、颜色还不尽相同。红军服装的颜色多为灰色，但也有不同的颜色。比较典型的是红二军团的军装：红七师为灰色军服，红八师为青色军服，红九师为蓝色军服。

　　1931年12月间，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改编为红五军团。中央军委总经理部所属被服厂为其赶制了一百多面旗帜和一批冬装。这时，起义领导人到红军总司令部，提出了把军装改为列宁装的请求。红军总司令部研究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决定红军军服样式改为套头衫、小翻领，上面两个小口袋，紧口袖的列宁装，要求被服厂立即进行加工，为第二年夏季换装积极做准备。经过艰苦的努力，在1932年春红军攻打漳州时，实现了全军每人发两套列宁装的计划。这是统一红军服装中的一个插曲，究竟是

　　中山装式还是列宁装式，还未完全统一。

　　红军八角帽的来历

　　八角帽和红五星，是红军的象征，也是红军军装佩饰最显眼的部分之一。关于红军八角帽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流传较广的至少有四种。

　　第一种说法，前面提到过，1929年3月，红四军打下长汀后。赶制了4000套新军装，军服款式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中山装式，下有两个口袋）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

　　第二种说法，是尹德明设计的。尹德明，1909年7月7日出生于湖南茶陵县火田乡麻芙村，只上过半年学，9岁起跟叔叔学裁缝。3年后出师，凭着超群的手艺获得“尹一剪”的名号。1929年，尹德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编入谭余保（当时湘赣游击队司令员）的游击队。那时游击战士们没有统一的着装，戴的是“老帽”（即当时的学生帽）。1930年2月，当时的湘赣游击队司令员谭余保专门召开军容整肃会议，主要精神就是怎样让队伍成为“正规军”，并将制作标志性制服的任务交给了尹德明。3天内，尹德明从工农革命军有8个纵队，当地有八角楼等得到启发，很快裁出第一顶红军八角帽。谭余保拿着帽子爱不释手，连声称：“棒！棒！真棒！”两个月后，全县两千多名战士戴上八角帽。一年内，中国工农革命军全部戴上他设计的八角帽。

　　第三种说法，是赵品三设计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在红都瑞金成立了红军学校。1932年初，刘伯承调入红校任校长。他到任后，看到在出操或集合时，从各部队抽调来的学员着装五花八门，队列很不整齐，就把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找来说：“学员的着装太乱了，现在已经立国了，可以有条件制作统一的校服了，听说你多才多艺，还是个能工巧匠，你就负责给设计一套校服吧！”

　　赵品三领命后，经仔细琢磨，觉得还是参照苏联红军的军装比较好，衣服采用套头紧口。帽子嘛，考虑布琼尼式的军帽不适合我国南方气候，其他军帽多是白军的，不便参照。部分学员戴的那种大八角帽帽型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身材和脸型。他考虑来考虑去，画了许多张草图，觉得还是要采用八角式，以示红军是工农的武装。不过将帽型大大缩小，改变成小八角，这样看起来与中国人的身材和脸型比较般配。衣服制好后，找来学员试穿，穿后觉得紧口套头不方便，也不适合我国南方的气候，于是就又改成开襟敞口。最后，做了几套让学员穿上请刘伯承校长来审定。刘伯承看后非常满意，立即指示就照此样子给全校教员、学员每人做一套。红军学校学员的新式军装整齐划一，威武雄壮，很快引起了总部首长和各部队的注意。于是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法红军学校，穿上了同样制式的小八角帽新式军装。

　　第四种说法，红军的八角帽是冯玉祥赠的。冯玉祥在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冯玉祥被迫出国“考察”。临行前他悄悄将自己原本打算重整旗鼓的数十万套军服全部捐给了红军。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军装，这就是以八角帽为标志的红军军服。

　　这么多种说法，到底以哪个为准？可以肯定地说，八角帽列宁确实戴过。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戴过，这从照片上都可以看到。因此，实事求是地讲，八角帽不是红军首创，应该是借鉴或仿制的，也不完全是哪一个人设计的。1929年红四军的八角帽和1930年尹德明的八角帽都是大八角帽，1931年赵品三的八角帽是小八角帽。

　　但不管怎么说，灰色的八角帽成了红军的特殊标记。据说，有一次红军打了白军一个埋伏。天黑了，红军就都散到沟里、坡上去抓俘虏，跟敌人混在一起了。天黑，看不清人，怎么抓俘虏呢？唯一可以识别的记号，就是敌人的军帽和红军的不同：敌人的军帽帽檐又短又硬，红军的八角帽帽檐长，是软布做的，帽檐边上还撑了一条篾片。因此，红军战士碰到了人就往往拦腰二抱，摸到对方是硬布短帽檐，就把他的枪缴了。

　　（摘自《军服史话》，解放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