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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在书房翻旧剪报，这些剪报是多年前存下的，贴在白纸上然后装订，看起来很不规范，且报纸日期名称都没有，可谓是笔“糊涂账”。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字：

1875年，日本住大清国公使森有礼拜会李鸿章，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服装上，并围绕这个话题“辩论”了一番，颇有意思。

李鸿章说：我对贵国近年来一切成绩深为钦佩，但对你们把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样，甚感不解。

森有礼答：我国旧有服制宽大爽快，极宜无事之人，对勤劳之人则不相宜，今日更加如此。

李鸿章：服装是激起对祖先回忆的事物，它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后代应保存才是。

森有礼：如果我们祖先尚在，无疑也会做我们正做的事情。一千年前，他们发现了贵国服装得优点，不就改穿中国服装了吗？无论何事，善于学习他国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森有礼：毫无羞愧之感，我们还以这些变革为骄傲。

李鸿章：我国决不进行这样的变革。

说话时，52岁的李鸿章是清政府的洋务大臣，且以外交能手自负于同僚，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874年才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而28岁的森有礼其时刚刚出道，被称为日本思想家、教育家那是以后的事情，当时是作为公使出使中国。我没有查到资料介绍他的其它表现，但面对年龄比自己大了将近一倍的前辈外交对手，对答得实在很有分寸。与之相反，李鸿章在交谈中不但显得强词夺理，而且让人感觉到了清末官员呆板的思维。他不但将保留传统“服装”看作是继承祖宗遗志的大事，还觉得穿着“洋服”事关民族尊严问题。看似谈论服装，实则是在讨论“经国大业”呢。

中国几千年来，服装一直是识别身份的重要事项，如何穿衣很多时候已经超出了取暖、遮羞、爱美范畴，而直接关乎国家、个人的尊严问题。早在战国时期，尊为国王的赵武灵王，觉得宽袍大袖实在有碍农耕，更有碍士兵打仗，所以经常打败仗。他经过实地调查发现一个事实：“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可是尽管他是国王，也不能随意改变国民习俗，当他推行“着胡服”、“习骑射”时，很多贵族觉得“国将不国”了，私底下造谣传谣，惹得赵武灵王发了飙：“谁再阻挠，我用箭射穿他的胸膛！”公子成等贵族才不敢再罗嗦，赵国从此也走向繁荣。尽管有赵武灵王的表率作用，但奇怪的是，古老中国历朝历代大多将穿衣戴帽看作是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样神圣得不得了。轻易不敢去碰它，因为这是“别上下，定尊卑”的大事情，连乾隆那样算是有作为的皇帝也制定国策称：“衣冠必不可轻言改动。”

古人的事情已经过了很久，他们到底有什么想法咱也弄不清，也没考证是不是有因为乱穿衣服就动摇了立国根本的事实。但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却还历历在目，当兵那会绝对不准穿牛仔裤之类的“奇装异服”，一穿出来青白脸的指导员就要找谈话，说是帮你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现在想想都好笑真有隔世之感，觉得有些人实在是吃饱啦撑的。时至今日，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大概可以随心所欲了，但心里依然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只是看不见或者觉察不出来罢了。大家穿得习惯了，舒服了，舍不得脱了，不但自己舍不得脱，而且希望子而孙地一直继承下去。由于俯拾皆是，恐怕用不着举例说明。

穿着服饰当然不能绝对代表人的思想，与李鸿章同时代的晚清状元、实业救国先行者张謇同样穿戴长袍马褂瓜皮帽，留长辫畜八字胡，但他开放的思维和长远眼光即便放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是前瞻的。李鸿章号称当时洋务派领袖，也鼓吹“以夷制夷”，曾做了些实践，而在穿着上却抱残守缺不肯摆脱陈腐气，实则明证了他内心里那种顽固的旧思维。森有礼“为之骄傲的变革”，似乎也有小小岛国“变大”的潜在原因蕴涵在其中。细思量，中日两个官场代表人物的对话，真还道出了当时两个国家一起一伏的真正原因。